哄抬口罩价格，已立案查处案件3起！

（3）综合监管机构容易形成集团思维，将注意力和监管资源主要投向其认为对金融系统构成最大风险的机构或业务，而忽视其他的机构或业务。

三是国内基本面，明年的不良和刚性兑付压力比今年可能要大一些。对于债市我们方向性的看多，但是债市可能正在进入牛市下半场，空间有限。

我在去年5月份，辞去公职，加盟国泰君安。而到后面，波动会加大。现在，我们中国需要做什么样的改革？破旧，现在就是炸钢铁炉子。过去高增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如何从认识到位到执行到位，这里面可能要有一个政治的决断。

我们国运好，过去30年，在邓、朱时代，我们启动了两轮改革，目前我们正在重启第三轮改革。那是市场上首次提出改革牛，92到96年中国经济快速下滑，97到10年中国经济七上八下，但是这段期间A股出现两轮牛市，都是分母驱动的。届时制造业国家、资源类国家为了自救，将被迫与金融资本国家脱钩，抛弃丧失信用的美元、欧元体系，实行实物与资源的交换，世界将重回实物经济、国别经济的道路。

美联储提出QE4，计划每年推出1万亿美元的国债。中间层是制造业国家，主要从事制造等实业，靠向其他国家提供制成品为生。在资本之手摆布全球的今天，币缘政治视角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新的框架币缘政治虽不能涵盖一切，却是认识一切的关键。然而，美国的实业生产已进入衰退周期，无法用产业经济链条拉动亚太，只能用军事力量及软实力、巧实力创造出的安全议题来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

据统计，亚太目前的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70%，其外汇储备的70%为美元资产，且贸易、外汇储备也主要使用美元，对每天都需要数十亿净储蓄流入的美国来说非常重要。虽然刚刚落幕的G20会议力图为美日将引发汇率战的说法灭火，但人们在习惯用地缘政治框架分析国际局势之外，将从此越来越发现币缘政治的作用。

而底部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主导世界的美元体系已进入金融秋天。演习过程显示，对涉及内乱、粮食暴动、抢掠、难民和整体性崩溃的大混乱，美联储没有答案。不过，东亚合作带的出现，也让美国担心会像在欧洲那样被亚太边缘化：倘若让东亚合作带继续发展下去，东亚国家在贸易和货币领域脱美元化的趋势将继续强化，那么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地位将大幅降低。

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等级关系谁控制了世界货币体系，谁就控制着资本，谁就控制了世界。美国自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就不断利用美元体系侵蚀欧洲国家的利益，引起欧洲各种方式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冷战结束后日趋活跃。美欧博弈：币缘政治基本格局 如果以币缘政治视角鸟瞰全球，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美元绿为基色调的美元币缘圈，它占有世界经济总量65%左右的份额，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地区。这两大币缘圈形成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冷战的另一个结果。

我们无法知道2010年来在东亚所发生的一切是出于精心设计还是顺水推舟，或是两者的结合。对于币缘冲突的前景，美国已高度重视

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新成立的亚投行：亚洲各国的巨大金融需求使得几家银行间不存在事关生存的业务竞争，在具体项目上，各国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银行。事实上，我国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保持着良性合作关系。

在此机制基础上，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本着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公平化的原则，于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提出金砖银行的构想，于2013德班峰会上同意此提议，并于次年福塔莱萨峰会上正式签署文件。然而储备货币的币值需要稳定、坚挺，这就要求发行国尽可能实现顺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共同倡导的国际机构，其成员国是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发展中大国，国家利益与诉求区别较大，主要因为美国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提出的金砖国家概念而被联系到一起。事实上世界银行和ADB在具体国家与议题的分工上并未制定协调机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合作不会因为中国新成立金融机构而消亡。应急储备是各成员国面对国际金融风险的内部安排，而金砖银行在满足成员国需要的同时，也服务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在反省金融危机中自身凸显的问题，如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开始推动的金融监管改革赋予美国联邦部门更大的金融监管权和更严格的限制，包括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以及禁止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等条款。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需要团结诉求一致的国家，以国际组织或者多边联合体的形式面对质疑，逐步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如前所述，这种分配造成中国在IMF内投票权的弱势。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系列经济衰退的反思：标志一战结束的凡尔赛合约在战争赔偿及债权问题上未能考虑各国国情，导致英、法、美的战争债务全部落在不具备偿还能力的德国身上，造成大量坏债，引发了1931年银行危机。

此外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来者，中国也需要对初涉国际资本市场的本国企业、银行给予适当保险措施。（3）相比ADB等机构按照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的制度，亚投行的投票权按各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购买力平价加权计算得出，这也有利于区域内较小成员国获得话语权。

无论中国采取何种行动，都要做好遭受质疑和压力的准备。但与此同时，部分企业（例如部分保险、航空、有色金属企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逆势扩张、损失惨重的案例也充分说明，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活动时尚显经验不足。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多国达成建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的协议，包括由建设银行担任的伦敦清算行，中国银行担任的法兰克福清算行和交通银行担任的首尔清算行。（2）亚投行董事会大部分席位将分配给亚洲各国，较小的亚洲成员国有更大机会发声。

目前，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挑战同时来自自身经验不足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失衡，而这两者间有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中国致力于塑造更加公平的话语体系，就需要首先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除本区域发展中国家外，部分老牌西方大国如英、法、德、意也加入意向创始成员的行列，这既有益于亚投行吸取金融体系运作的经验教训，也有益于提升亚投行在世界范围内的透明度和信誉。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危机之后减少了对金融管制政策的批评。近年来中国在国际领域的主要制度进展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等。

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自我定位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潜力巨大的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同时还是处于经济转型期、面对诸多重大国内经济挑战的国家。当储备货币发行国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增加开支，该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就面临风险。

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了体系外的探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辟平等、共赢、切合自身需求和国情的合作模式，在近年来取得了数项国际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亚洲的投资需求超过这两家银行任何一家的贷款供给能力，因此报告认为两家银行可以在矛盾中共存（muddle through）并在具体问题上协商分工事宜。在对外经济战略上，中国已经提出一带一路的宏观规划，上述的两方面努力都将服务于这一宏观目标，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金融活动创造有利条件。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同样开始在国际援助中受到关注，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后，尼泊尔政府有意向正在筹建的亚投行寻求援助。

虽然ADB的资本不及世界银行，但如果它加入世界银行并成为其亚洲支行，其法定资本规模又显得太大。在具体手段上，我国采取多边合作与单边援助双管齐下推动国际金融变革的策略。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突破千亿美元大关。顾名思义，国际金融体系在塑造国际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往往被世界各处发生的重大金融变革影响。

客观来看，中国目前掌握巨量外汇储备，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也受到关注，关于管控贷款风险的问题迟早会被提上日程。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东南亚部分地区已将人民币作为小美元流通，这些都与中国的高速增长有关。